本文原文刊于《南方能源观察》2014年9月刊，经授权转载
题记
今年8月7日，是大亚湾核电工程开工30周年纪念日。我们转载一篇曾深度参与大亚湾筹建的老领导的口述回忆，回顾这个世纪工程的历史坎坷。
潘燕生，曾任广东核电合营公司首任总经理，水电部核电局局长，华能发电公司首任总经理。1935年出生的潘燕生，解放前即参加革命，建国后投身电力行业，有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，从50年代随团出访德国开始，在不同部门任职时，先后前往日本、匈牙利、意大利、苏联等多个国家负责先进机组的引进工作，也曾外派越南进行电站援建工作。能说英、德、俄等多国语言，一生经历丰富而传奇。
1983年至1986年，潘燕生担任水电部核电局局长，并担任广东核电合营公司总经理直至1986年。这期间，作为行业主管部门领导，又有着丰富的外事经验，他深度参与了广东核电合营公司谈判和大亚湾三大合同谈判。此后随着核电主管部门调整，转去华能任职。值此8月7日大亚湾核电工程开工三十周年之际，我们节选转载此回忆，以表纪念。本文由潘燕生口述，小韩整理而成。
广东核电站
为了筹备广东核电站，我们在进行各种准备。此前在1982年，李鹏、叶选平等领导已经在国外考察了法国、英国、罗马尼亚、芬兰等很多国家。1983年5月，彭士禄去往法国考察，6月回国，根据此次考察的结果，回国讨论定了三件大事：一是用法国的M310堆型，以格拉芙林核电站5、6号机组作为参考电站；二是定下来购买法马通的技术，请他们做核岛顾问；三是请阿尔斯通做常规岛顾问。
在彭士禄从法国考察回来之后，广东核电谈判的大方向就定了下来，就是将采用法国技术。之所以选定法国，第一是因为在西方国家中，法国与中国关系比较友好；第二是因为当时法国核电发展得非常快，堆型也比较丰富，运行稳定。
关于广东核电项目，广东率先提出与香港合作建设核电站，提交给水电部，因此核电局也参与进行合营公司谈判。1984年初，我前往深圳，与广东电力局、香港中华电力进行合营公司的谈判，这个谈判也进行得非常艰苦。
谈判过程中有一些条件是我们有异议的，比如合营公司的干部来自国内和香港，但是当时双方同工不同酬，他们拿的是香港工资，我们拿的是大陆工资，同样的工作双方的工资可能相差接近百倍，比如彭士禄当时额定的工资是每月200多元，而香港方面管理层工资高达数万元，悬殊很大。最后我们就把这一部分多的钱也依然领下来，但是留给合营公司作为奖励的奖金。
还比如第三方的核责任，虽然双方是合营公司，但是港方要求水电部担保，也就意味着核事故的责任要水电部全部负责；另一方面，电站建设是向中国银行借钱投资，水电部还需要对中国银行进行反担保，万一中国银行出现破产，水电部就需要用手中其他的电站资产来进行抵押。
还比如当时港方提出了核电与煤电要有比价期，由于港方本身拥有25%的股份，但是还将购买45%的电力，一共有70%的电力都输送到香港，因此港方要求电站投产之后，购买核电的电价不能高于香港的火电电价。起初港方希望有20年的比价期，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谈了很长时间，后来都做了让步，达成了五年的比价期。
不过在后来实际投运的时候，由于电站本来设计的负荷因子是60%，但是运行得比较好，发电时负荷因子超过90%，因此除了刚开始投产比火电高一点，后来都比香港火电要低了。
还比如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，是英国殖民地，因此也涉及与英国的政治因素，需要有英国的支持。而英国希望项目采购英国设备，提出“多买多支持，少买少支持，不买不支持”，因此最终常规岛的汽轮机是采购英国GEC生产的。这个技术当时对英国而言并不是成熟的技术，此前他们的汽轮机只有60万千瓦，为广东核电生产的90万机组也是第一次。
整个谈判是以广东电力局为主，水电部参与的形式与中华电力进行谈判，广东电力局当时是独立的，不属于水电部领导，是广东省委领导。当时以彭士禄为首，我们成立了广东核电站筹建办公室来负责筹建，与中华电力进行合营公司谈判就是筹建办的工作之一。最终合营公司中中方控股75%，中华电力控股25%，因此，董事会的主要人选都是来自中方。比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来自中方，副董事长和副总经理由港方担任。工程部门和人事部门的负责人由中方担任，港方在金融领域的经验丰富，因此财务部门的负责人就由港方担任。
贷款风波
在谈判期间，彭士禄是水电部副部长，我是水电部核电局局长。1984年5月前后，通过高层决策，水电部内部曾经发过一个文，推荐彭士禄担任成立之后的合营公司董事长，我担任合营公司总经理，广东电力局局长陈港担任副董事长。这个人选决定是与广东省、广东电力局商量之后的结果，也得到了双方的同意。
当时谈判虽然还在进行之中，但是为了不延误之后的工期，彭士禄在1984年3月15日就宣布了核电站的开工，率先做起了三通一平的施工。这个开工仪式非常简单，没有邀请任何领导，也没有报告钱正英，只让我去现场宣布了一下，连记者都没有，事后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很小的消息。我认为彭士禄在整个广核的项目过程中功不可没，他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思维去办事，也没有事事向上汇报。
不过彭士禄最终没有担任合营公司总董事长，期间发生了两件事情。其一是约旦商人贷款。
在合营公司谈判期间，彭士禄的人脉比较广，在香港有很多朋友，当时冲着核电站的大项目，就有投资者希望能够参与进来提供贷款。所以就有人从中牵线搭桥，告诉彭士禄，有人愿意提供7.5亿美元贷款来购买设备，并且贷款条件非常优惠。由于当时核电站的资金还未落实，彭士禄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争取资金的机会，因此就单方面签了一个协议，这个牵线而来的投资方是约旦的一家公司，家族有石油产业。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前夕，彭士禄认为自己负责搞核电，有人能投资，当然是很好的事情。但是这个过程不符合程序规定。
协议是在香港签署的，签署之后约旦方面的代表就已经坐了专机来到北京，准备谈进一步的合作。但是彭士禄签署的时候还没有上报，协议要求中国银行担保，而中行也毫不知情，不知该如何处理，因此往上汇报了这一情况。后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召集李鹏、钱正英还有我等人去中南海开会，彭士禄没有参加这次会议，最后叫停了这个贷款的项目。会后由我和水电部外事司司长谭艾信去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澄清，这个贷款叫停。可能因为这个事情，彭士禄后来也失去了候补中央委员的资格。
另一件事情是，在1984年10月前后，曾经有一封信，是广东当地的一位记者根据一些材料写成，其中主要列出了一些彭士禄在广核筹建办的工作中的一些失误，说明他不能够担任合营公司的董事长，不具备领导核电的能力。这封信当时送到我手上的时候是以中方五名领导联名的名义，我不认可信中的内容，最后没有在信上签字。后来这封信转到了李鹏办公室主任李世忠那里。
再往后，李鹏先找我谈话，明确彭士禄不在时，由我全面负责广核筹建办工作。后来又找彭士禄谈话，请他回水电部主持核电工作，不再继续在广东前线直接负责广核筹建办的工作。到12月底，决定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的王全国不再兼任政府职务，专心抓核电。到1985年1月18日签订合营合同时，王全国是合营公司董事长，我是合营公司总经理，昝云龙担任合营公司总经理助理。
昝云龙之前在国防科工委，彭士禄去广东筹建核电，带了十员大将，排第一位的就是他。以我跟他共事的经验，他的工作比较稳重，不轻易开口决定什么事情，但是说出来就都是板上钉钉，有板有眼。我那时候就觉得核电站早晚是他来接任，因为毕竟是核电站，我是电力部门出身，他是核工业出身，比我懂核，等核电站投运以后，主要的事情肯定要他来负责。他的职位是总经理助理，但是职务实际上相当于是负责核岛部分的副总经理。
三大合同谈判
合营公司成立之后，下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核岛、常规岛和BOP三大合同谈判。成立合营公司之后，我们也学到了不少经验，尤其是金融方面的谈判以港方为主，给了我们很多帮助，比如我们跟银行要宽限期，要利息资本化，资金运作走国际日期变更线来节约成本，这些都对公司的运作效益有很大好处。
三大合同的谈判，相关的工作在合营公司筹建过程中就已经开始。三大合同的谈判对象分别是法马通、法国电力公司和英国GEC。1985年4月中旬，我们整理出了三大合同最终价格和贷款谈判的方案和策略，当时我是谈判团团长，谈判团成员还包括昝云龙、沈健生、周展麟、郭天觉等，也有来自中华电力的杰克·姬达等，价格最终谈判是合营公司负责，贷款谈判由中国银行负责。
由于谈判的对象已经确定，所以当时谈判的主要任务就是压价，“进门先砍一刀”。我们的谈判是从1985年6月开始的，到1985年11月，第一轮在深圳谈判，第二轮在北京谈判。当时考虑的情况是，法马通和GEC的核岛与常规岛合同数额大，国际上参考数据也比较多，因此是谈判的重点，三大合同能否成交也主要取决于法马通和GEC的总价。
由于这三个合同都已经准备了一年多，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希望力争完成，如果拖太久，我们也有资金损失。不过对于卖方来说，损失会更大，成交的利益也更大，而且一旦破裂，我们可以找其他卖家，但是卖方的损失就无法弥补。所以要尽量速战速决，同时压低价格，如果谈不成，就延迟再来，还是不成，就重新招标。
整个谈判过程，关于价格的反复谈判非常多次，最后到1985年12月，李鹏带着我们飞去法国，最后又压了一下价格，到12月中旬，最终达成了协议。最终三大合同的基础价是8.6亿美元，而之前他们的报价是11.9亿美元，一共压价3.3亿美元，压价幅度27.7%。三大合同的谈判，主要过程到此就结束了。
核工业部成为核电主管部门
到1986年，逐渐就是三大合同在正式签署前的一些后续工作。由于核工业部还有30万人，需要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，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之前水电部对水电站的管理模式，以灌溉为主的水电站归水利口主管，以发电为主的水电站归电力口主管，那么核电站是以核反应为主，因此应该由核工业部来主管。当时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也提出由核工业部来管核电。
此前主管核电的李鹏已经升任国务院副总理，而水电部部长钱正英是水利部出身，所以水电部也没有领导直接管着核电。所以，核电的主管部门就从水电部转移到了核工业部，这个过程当时是非常顺利的，没有什么阻力，钱正英也同意，李鹏也同意，核工业部就更没有意见。
核工业部管核电之后，水电部的核电局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。彭士禄也从水电部副部长改任核工业部总工程师。核工业部当时有科技核电局，局长是马福邦，这个局代替了水电部核电局的作用，接管合营公司的工作。我也不再担任合营公司总经理，昝云龙接任我担任总经理。水电部核电局里的人，愿意留下来的继续在合营公司干核电，其他的人又回到了水电部。
这番改组之后，国家成立了华能发电公司，我去华能发电公司做总经理。当时秦山一期需要投资，虽然是核工业部主管，但是缺乏资金，国家计委通过煤代油办公室的资金，以华能发电公司的名义来投资了秦山一期、秦山二期，华能发电公司成为了秦山一期、秦山二期最初的大股东。到1992年成立核总公司，秦山一期股份就全部划给了核总公司，过了两年，秦山二期中华能发电公司的股份也划给了核总公司，华能不再持有秦山的股份。
这些就是我在核电局的主要工作。
